随着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人们饮茶习俗的日渐盛行，中国茶业重心开始东移。作为置县于东汉建安四年（）的松阳，由于地理条件良好，加之又是浙西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自然成了当时传播茶文化、发展茶产业的首选之地。相传这一时期松阳已盛产茶叶。

　　政通人和，国强民富，给茶叶的消费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据史料记载，唐朝时浙江有10州55个县产茶，而处州在10州之中。松阳属处州一县，不仅自古有“处州吃粮靠松阳”之称，而且其他物产也很丰饶，茶叶已是当时松阳主要特产之一。唐武德四年（），松阳升为松州，来自云和、龙泉等地的茶叶就汇聚在松州街头交易。可见，当时松阳不仅产茶，而且茶叶已经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交易。

　　这个时期，松阳的佛教、道教兴盛。僧人、道士为了修身养性的需要，茶叶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消费品。他们在寺庙、道观前后栽种茶树，采制茶叶。据记载，唐代著名道教法师叶法善，在松阳卯山观修炼期间，取卯山水土培育出了10多株优质茶树，制得“竹叶形，深绿色，茶水色清、味醇”的茶叶，取名“卯山仙茶”。传说，饮用卯山仙茶，不但可以提神清肺，还能凉血长寿。由于叶法善与唐高宗至唐玄宗的五朝皇帝交情甚笃，常往来于卯山至京都,卯山仙茶遂入宫中，深受皇上喜爱，故被列为贡品。由于叶法善的影响，松阳茶叶随之名声远扬。除卯山仙茶之外，当时松阳的横山茶、下街茶也为地方名茶。

　　松阳茶文化已相当兴盛。从苏东坡赠给祖谦禅师的“道人晓出西屏山，来施点茶三昧手。忽惊午盏兔毫斑，打作春瓮鹅儿酒。……”这千古名句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。这也是松阳茶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反映。

《处州府志·松阳县志》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()松阳茶叶课税的记载

　　这个时期，松阳茶业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据《处州府志·松阳县志》记载：“明成化二十二年（）‘松阳贡茶芽三斤’；房地赁等钞四十七锭二贯三百二十二文铜钱四百七十五文，窑冶等钞二百八十一锭二百十五文铜钱二千八百零三文，铅坑等钞三百五十二锭四百十五文铜钱三千五佰二十一文，茶课等钞九千一十八锭一贯六百一十文铜钱九万一百八十一文。”其中茶课的数额为最大，是其他课税的几倍、几十倍，甚至几百倍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松阳茶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，并成了当时课税的重要来源。另一个突出的方面，在制茶技术上发生了变革，由炒青茶逐步替代了原来的蒸青茶，以横山茶为代表的炒制工艺，一直流传至今，为松阳现代制茶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据《松阳县志》记载，民国18年（）松阳茶叶获得首届西湖博览会一等奖。据民国26～28三年工作概况记载：“本县植茶较多之区域，首推靖居区之小港及石仓源一带，茶叶品质优良者，当以云峰乡之横山茶，古市镇之卯山茶及下街茶为最，全县每年产茶千余担。抗战期间，产茶区域颇多沦陷，为维持茶叶原有国际市场，民国28年，始建于松阳的浙江省农业改进所，在横山村设立了省茶叶调整实验场，费工千余垦植茶园五十亩，栽植茶苗三万余株，并在横山创办了制茶厂。同年春还租赁茶园开展了仿制龙井茶，经市场试行推销，颇受社会欢迎。”

　　示范场的设立，对当时浙南乃至全省茶叶生产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。后来因受日寇入侵封锁，加上常遇洪水灾害、茶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，全县茶园大多荒芜，面积减少1/3。到年茶叶生产有所恢复，全县茶园面积恢复到亩（其中山地亩，平地亩），占全县耕地面积的0.08%；种茶户户，占全县总户数的2.5%，全年茶叶总产量上升到吨。年全县茶叶面积再度回落到亩，总产量10.15吨。面对这一状况，政府采取申请工赈复兴茶园、推广改良制茶技术、改进箱茶精制及包装、查报茶叶动态等办法，以求尽快恢复茶叶生产。

　　松阳县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大力推进茶叶全产业链建设，使茶产业成为繁荣一方经济和富裕一方百姓的农业支柱产业。目前，全县茶园总面积近12万亩，产值11亿元，全县40%的人口从事茶产业，50%的农民收入来自茶产业，60%的农业产值来源于茶产业。松阳是中国茶叶产业示范县、全国重点产茶县、中国名茶之乡和中国茶文化之乡。主打品牌“松阳银猴”是全国驰名商标、浙江区域名牌、浙江省十大名茶、品牌价值达17.39亿元。

文字来源：卢良根王陈亮储丽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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